相较于川普，习近平在对美“持久战”中看似占据优势，但其强硬立场带来的经济代价引发关注。中国经济在贸易战前已深陷困境：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家庭财富大幅缩水，消费信心低迷；地方债务高企，财政捉襟见肘。习近平推动的制造业优先政策虽促成电动车（如比亚迪）和人工智能（如DeepSeek）等领域的突破，但国内需求疲软导致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加剧，贸易紧张升级。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与2018年特朗普首个任期内美中首次贸易战时近7%的增长率相比，当前中国经济疲软，2025年增长目标仅5%，且实现难度较大。然而，习近平并未因经济压力软化对美立场。他坚信“东升西降”，认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足以抵消整体经济疲软。习近平及其核心圈视当前经济困境为从房地产驱动向高价值制造业转型的“阵痛”，相信战略方向正确。
然而，经济和社会成本不容忽视。持续增长和就业对中共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迷，顶尖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从2013年的30%降至15%-20%。特朗普近期施加的145%关税导致订单减少，可能进一步加剧失业。尽管如此，习近平无意转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这种转变需彻底重塑中国经济与政治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
为缓解经济压力，中国政府可能加大对制造业和基建的投入，通过刺激钢铁等工业需求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增长。但此举将加剧生产过剩和债务问题，难以为继。习近平的战略聚焦于在关键领域超越美国，整体经济疲软被视为可控代价。他通过外交攻势，如近期访问东南亚，试图抵消特朗普关税的影响并拉拢美国盟友。
综上，尽管经济基础较2018年更脆弱，习近平仍准备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展开超越贸易的全面持久战。其战略自信源于技术突破和对转型阵痛的容忍，但就业压力和债务风险可能考验这一策略的可持续性。短期内，加大政府支出的刺激措施或能缓解冲击，但无法根本解决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在“东升西降”信念驱动下，继续在高风险路径上前行。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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