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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指挥厅中心
我们《夜话中南海》的上篇文章《中共当局前年九月即已有把新冠病毒嫁祸外军的预谋？》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因为武汉爆发新冠肺炎而先后为习近平背锅的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及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及市长四人中，两个后下台的当时行政一把手及省长王晓东和市长周先旺，日后均有政协去向的行踪可查；而先下台的省及市的党的一把手，却行踪成迷。
这两个失踪者都是去年二月十三日，被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湖北省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免职的。他们本人都不被允许在会场上露面，代表中央宣布这一决定的中组部副部长对二人是否另有任用亦只字不提。
去年六月，法国的亚洲报道与评论网站Asialyst刊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佩耶特(Alex Payette）的文章，分析指出，今年初病毒疫情在武汉大爆发，由于中共各级政府隐瞒疫情、防疫不利导致疫情失控，蔓延全世界。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以及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民间批评是瞒报武汉肺炎疫情的地方主要官员。但外界相信，他们只是中共高层的替罪羊。而且，周先旺还曾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公开向中央甩锅，引发关注。 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官媒央视新闻专访时，坦承没有即时披露疫情。他声称，“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资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
当时即有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引述分析家表示，周先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暗示地方所有的政治决定都需要中央上级批准，导致无法快速行动。
当时的胡平先生也曾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周先旺在这场关键的直播，是中共地方官员首次披露了关于疫情讯息为何迟迟没有公开的“实话”。
但是， 这个当时敢说“实话”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虽然很快下台，但毕竟还是被降级使用，在武汉市政协副主席虚位上等待退休。而当时在公开场合确曾“诚恳替中央担责”的马国强却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去年四月的“凤凰新闻”刊登一篇《蒋超良马国强的3种去向》，说是湖北原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免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被免后至今一直未出现在公众视野。那么还未到退休之年的蒋马二人之后会是何去向呢？
按照以往政坛案例，一般无非三种：
一，冷却一段时间后，调往其他同等地位岗位。参照原北京市长孟学农非典之后被免，后来又担任山西省长。
蒋是57年生人，免职时离正部实权退休年龄还有2年。马国强，63年生人，被免职时57岁，离副部实权退休年龄还有3年。
但是，新闻还要对比着看！
2003年4月21日，中组部长贺国强宣布撤换北京市长孟学农时，还提到了“孟学农同志较长时间在北京担任领导职务，为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对这次职务变动，他表示坚决拥护。”但是此次湖北和武汉换人，未言及蒋、马二人的责任。从公开报道看，也没有对二人工作的评价。目前来说，这种调同等地位岗位的概率可能性不高。
二，转任人大、政协或者其它非实权部门岗位，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同样参照孟学农调任山西，因溃坝事件引咎辞职之后调任其它非实权岗位。这算是比较宽性处理。蒋马二人有可能遵循孟学农山西之后闲赋的先例。
实际上，蒋马二人都是有能力之人。一人是金融良才，一人是国企将才，不可能没有能力。但蒋马二人的执政能力——临场决断和协调能力等等，无疑是有相当问题的。蒋超良这一银行金融出身，曾经以研究货币金融政策著称的“金融党委书记”，的确没有经受住这场公共危机事件的考验，甚至显得惊慌失措。
不过，照当下情形看，还有两年退役的蒋超良虽不必然被问责，但“活罪难逃”，想要平稳着陆担任某中央部门非实权职务，或者提前进入全国人大政协，那依然相当困难。
而马更是一直在国企系统任职，无基层经验，也无政府和城市治理经验，难免会如其自己所说“从没遇过这么大的挑战”。
第三种则是追责。此次疫情，湖北主官在互联网上广受争议，相信这些中央都知道，所以事后的反思、总结和追责也必然是会有的。有三句话经常被高层反复提及：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其实，至今外界未见披露的是，去年二月对外宣布蒋超良和马国强同时下台的省委干部大会上，此二人之所以没有按照正常程序被安排出面与续任者交接，是因为当时中组部和中纪委负责人到场宣布的不仅仅是此二人被免职，而是对当时的那届以蒋超良为首的湖北省委常委会的整体“改组”。
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于违犯党的纪律的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其作出检查或者进行通报批评。对于严重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可以予以：（一）改组；（二）解散。”
有知情者日后告诉笔者，当时在那个湖北省委大会召开前的一个小时，先是召开了由前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兼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一新，和中组部派去的一个副部长共同主持的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蒋超良和马国强均有到场。一位中央纪委的副书记和担任会议主持人的中组部副部长，分别在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湖北省委常委会的决定》和中组部的任命决定。具体内容中，除了应勇接替蒋超良的湖北省委书记职务，王忠林接替马国强的武汉市委书记职务等，还有免去梁年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职务，增补时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为湖北省委常委等。
会后，立刻又宣布了由王贺胜兼任省卫健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任命。
也就是说，对某一基层党组织的“改组”，实际上是党内处分的一种。所以，当时的以蒋超良为首，马国强和王晓东为副的时任湖北省委常委会，是受到了中央的“集体处分”。从那以后，湖北省委即缺少一名省委副书记和省委秘书长。八个月后，时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瑞连被升任省委专职副书记。
有知情人士曾对笔者披露说，本来如果没有武汉肺炎爆发的话，当时的马国强已经内定要离开武汉市委书记的位置，专任省委副书记。而内定的武汉市委书记继任人，就是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王瑞连。
按照预定的计划，在马国强和蒋超良同时下台前一个多月，也就是去年的一月初，马国强刚刚奉命辞去了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职。而准备接替他武汉市委书记职务的王瑞连是一个中共五十年代的援藏干部的后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从西藏基层干部起家，陆续担任过西藏区委组织部的处长、副部长、地委书记和自治区区委常委区委秘书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及自治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等职；调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之前，还曾担任过海南省委的常委兼组织部长，以及教育工委书记……，从政履历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晋升空间广阔的干部。不过此人日后在应勇手下担任专职省委副书记十三个月后，即被调出湖北，平级安排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因为同时也还被安排为局党委副书记，说明他日后也许还会有在国家体育总局岗位上晋升一步的空间。
当然，这个王瑞连日后的晋升空间不但只有国家体育总局一把手这一个方向，从其从政履历看，日后成为正部长级待遇的中组部副部长也是一种可能。但是，如果没有这场该死的新冠疫情爆发的话，他是很有可能成为一名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的，甚至不排除有回调西藏自治区，升任自治区委一把手的可能；如果能够出任一届自治区委书记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意味着未来会在副国级岗位上荣退。
说完这个王瑞连，回过头再说湖北省委。
自今年四月王瑞连被调出之后，湖北省委再次出现了省委专职副书记一职的空缺至今。而湖北省委秘书长一职的空缺自去年二月直到今年三月，才把时任黄石市委书记董卫民调任省委秘书长，但至今仍还未进省委常委班子。也就是说，从去年二月被内部宣布的湖北省委书记的“改组”，至今仍然没有全部完成。
去年秋天，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即有外界媒体分析认为，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而下台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是否离开中央委员会，应该是这个五中全会的人事异动指标。当时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文称，中共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原书记马国强是否会留任中央委员会，在五中全会后将更明朗。 报导引述分析称，当时湖北省和武汉市更换一把手，相信是出于疫情和舆论的压力。两人最终是否要为疫情承担责任，甚至受到进一步处分，还有待观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当时还暂时被允许留在湖北省长位置上“过度一段时间”的王晓东，因为中风住院而成为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六名缺席中央委员之一；而“因事缺席”的两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就是马国强。这是否意味着马国强已经被给予内部处分了呢？
按照中共党章和党内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纪处分共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出党籍等5种。而马国强至今还没有被开除党籍是肯定的，因为在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如果被开除党籍的话，是必须同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没有可能不对外公开宣布。
再者，因为马国强和蒋超良去年都被公开宣布“不再担任”省委和市委书记职务，并不是被“撤消职务”，所以“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两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职务的党外职务”这一条，也不适用于他们两人。
至于此二人是否已经接受了其他类型的党内处分，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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