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国超过40个激进组织致信拜登，要求在气候问题上与北京合作、放松对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的制裁立场，对此，美中关系资深学者艾萨克・斯通・菲什（Isaac Stone Fish）周六（7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亲爱的激进人士：你不能通过对中国（中共）服软来对抗气候变化”一文指出，这封劝谏信是“一份令人震惊的声明”。
菲什是一家战略风险公司（Strategy Risk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的访问学者，以及CBSN的直播撰稿人。
他在文中写到，他对“这四十多个激进团体在信中敦促拜登和国会议员停止对中国（中共）的‘妖魔化’，开始与北京合作”，以及“美国必须结束与中国（中共）的‘新冷战’，才可解决我们目前的气候紧急情况”等论述感到吃惊。
菲什指出，这些团体在信中写道，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中共）当作替罪羊，作为逃避全球气候承诺的借口”，但这些组织却免除了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和它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在文中声称美、中两国可以合作“支持国际最佳（的人权标准）做法”。
“鉴于中国（中共）对维吾尔人、香港和西藏（以及其他地方）的残酷镇压，这种说法是令人惊讶的。”菲什说，“简而言之，连署这封信的激进团体在暗示着，虽然美国让我们陷入这场（气候）危机，但我们可以鼓励中国（中共）来拯救我们。”
菲什反驳说，事实上，对抗中国（中共）才是一个更有效、更现实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他举例，美中两国在过去的合作中，北京和华盛顿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就气候变化进行谈判，在此期间，美国还缩减了在中国推动的“减排”筹码，这正如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和加布里埃尔・柯林斯（Gabriel Collins）在最近的《外交事务》一文中解释的那样，美国将气候变化分割开来，而中共则是将其与双边关系的其它部分联系起来。
“这样的情况使（美国）与中国（中共）谈判时需要在其它领域，如：贸易或人权方面做出让步——这些决定既不明智，也在政治上不可行。”菲什说，随着供应链继续分化，美国政府与公司必须明白，过去可依赖的中国公司绿色技术的成本已经开始超过收益。
菲什表示，“与中国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听起来像是一个舒缓而实用的解决方案，但它是建立在对中共的假设、经营方式以及其专制议程强加给其人民和邻国的决心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对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当务之急，但向北京献媚并不是推进这一目标的方式。
“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它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它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而空气和水质量不达标的负担绝大部分落在中国人身上。”
菲什在文中写道，“如果美国在一个更符合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妥协，与中国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就会削弱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没有调查和讨论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言论自由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中国，近6亿人生活在沿海省份，即使海平面上升一厘米，也可能淹没内陆地区三十多英尺。而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地带、低洼的珠江三角洲也被列为“全球气候风险最大”的城市之一，据估计，如果这个地区发生洪水或造成至少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此外，中国还有其它如：西藏冰川融化、中国北部沙漠化等严峻的现实问题。
而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主要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特别是“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也发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
菲什表示，他们为了保护当地员工的安全，并确保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这些绿色组织时常赞扬中国（中共）的进步，即使中国的排放量逐年增长，而其它大部分国家的排放量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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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记者谢佳宣编译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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