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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中，引述了《南华早报》当时的报道，说是这个月晚些时候，中共当局会在天津接待美国副卿谢尔曼（舍曼），由副外长谢峰与她会谈。而且为了显示诚意，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将会晤谢尔曼（舍曼）……。
而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南华早报》预报消息的准确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官方微博和微信发表声明宣布：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舍曼）近期访华，同中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经双方商定，谢尔曼（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将与谢尔曼（舍曼）会谈。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见谢尔曼（舍曼）。声明还说，中方将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网站也就谢尔曼（舍曼）访华一事发表了声明。声明表示，谢尔曼（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华，谢尔曼（舍曼）将赴天津会晤包括王毅在内的中国官员。声明还强调，这些会晤是美国正在努力与中国官员进行坦诚交流的一部分，以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谢尔曼（舍曼）将讨论美国对中国的行动有严重关切的领域，以及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
用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评论文章的话说：“不难看出，中美双方声明的火药味都挺浓，会晤还没开始，两边就已经各自亮出了强硬立场。”
多维的这篇标题为《美副国务卿访华｜中美声明有明显差异 美方不提一关键人物》的分析报道文章中还说：“此外，美国的声明没有提到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谢锋。从中国的声明来看，谢锋将主要负责与谢尔曼（舍曼）谈判，而王毅是礼节性地接见她。而从美国的声明来看，与谢尔曼（舍曼）谈判的似乎是王毅。”
在中国外交部7月23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有消息说，谢尔曼（舍曼）将于25日到26日访华。那么请发言人确认一下，中方谁将与她进行主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是否还会与她会面？”对此，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我要告诉你的是，主谈的是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美方多次提出也希望拜会中方领导人，中方考虑按惯例安排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谢锋副部长同谢尔曼（舍曼）会谈之后，在天津会见谢尔曼（舍曼）。”
面对美中两国的“各说各话”，多维新闻网的评论文章《为什么不是乐玉成而是王毅 中国接待美国官员的规格提升了？》认为：为什么美国官员的访问行程直到访问开始还没有敲定，在访问过程中才敲定？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谢尔曼（舍曼）是美国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国务卿，中国不安排排名第一的副外长乐玉成与其会晤的考量是什么？中国为什么最后做出王毅出面见谢尔曼（舍曼）的安排？
尽管不少媒体认为，中国不安排乐玉成同谢尔曼（舍曼）会晤是冷落了美国，但中国没有冷落谢尔曼（舍曼）、拒绝同美国接触的动机。谢尔曼（舍曼）是拜登上台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交官，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会拒绝接触。中美双方都希望通过多接触了解彼此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
多维的评论文章解释说：谢尔曼（舍曼）的访华行程在访问亚洲过程中才敲定，可能是事务性问题，而非政治性问题。乐玉成是中国外交部排名第一的副外长，同谢尔曼（舍曼）进行沟通，按理说也未尝不可。但是现阶段，中国同其他各国的防疫安排有区别。王毅作为外长7月12日至16日访问中亚三国后，7月17日至20日访问了非洲三国。这期间，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乐玉成。
王毅出访回到北京后，需要完成一系列防疫检验。谢尔曼（舍曼）出访亚洲三国的7月15日至18日，甚至是到25日这段时间，北京若安排乐玉成会晤谢尔曼（舍曼），那么乐玉成接触谢尔曼（舍曼）后也需要接受一系列的防疫检验措施。从时间安排上讲，王毅和乐玉成都处于防疫检验期不利于全盘外交工作的协调和开展。中方安排和谢尔曼（舍曼）直接会晤的官员仍然是中国外交部排名第四的副部长谢锋，而非乐玉成，一方面是王毅刚刚出访回北京不久，会晤谢尔曼（舍曼）无碍防疫协调；另一方面是对美国外交官员此访的礼节性重视，给美国一个台阶，为两国官员能够接触会晤创造条件。
至于为什么把中美两国外交官员在中国会晤的地点先在天津，多维文章的解释是：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基本不安排外事活动。俄罗斯、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外长几个月前访华，中方接待的地点大都在广西、云南、福建等地。此次谢尔曼（舍曼）访华安排在天津，距离北京非常近，这本身也是一种突破。不排除基于航班便捷等各方面的考虑，美国提出在北京会晤的要求，而中方无法满足。安排在天津，可能是中美双方最后妥协的结果。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被外界媒体认为可以与美国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对等”的乐玉成，事实上在整个中共政权的外事、外交系统里只能排老五。而单论国务院下属的外交部，老二也不是他乐玉成，而是部党委书记齐玉。也就是说，即使抛开杨洁篪和中央外办的常务副主任不谈，仅仅是局限在国务院的外交部里，他乐玉成也不过是老三而已。
其实，如今的中共政权在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实行的所谓“双首长”制，应该是从强调“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系统复制过来的。
众所周知，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班中，从来都是“党政”而不是“政党”，即“党”在前，“政“在后。比如省委书记是一把手，省长的党内职务则是省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而在军队系统里，却一直都是所谓“军政首长“，即军事主官在前，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在后。不过，在军队内部的各级党委或者支部里，则又是政委担任党委书记（指导员担任支部书记），军事主官只是同级党委或者支部的副书记。
有案可查的中共外交部实行所谓“双首长”制，是从唐家旋开始的。此公从1994年至1997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97年至1998年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接下来，随着唐家旋于1998年由副部长晋升部长，外交部又恢复了“单一首长负责制”，即部长同时也是党委（党组）书记。但是这种“复辟”状态只延续了不足两年，当时还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的唐家旋的党内职务就成了部党委里的一个普通党委委员，部党委书记由已经担任了数年副部长的李肈星兼任。
2003年3月，李肈星的职务由党委书记兼副部长变成了部长兼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戴秉国被“降级”为外交部副部长，一度令外界感觉惊讶。但事实上，他同时是接替了李肈星的部党委书记职务。从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变成部长，行政地位当然是上升了，但其党内职务却又从党委书记变成了副书记，这就是所谓的“双首长”制给外界带来的疑惑。
2005年3月，戴秉国又被任命中央外办主任，同时继续兼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2007年9月，时任驻日大使，驻日之前已经有过三年外交部副部长任职资历的王毅被宣布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委书记。
请注意，在此之前以副部长身份兼任部党委书记的几位，都没有被特别说明是“常务副部长”。
不过，王毅的这项职务只担任了一年，即被安排转任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室主任。
从2008年7月到2010年9月期间，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的是王光亚。此公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六年时间的外交部副部长和五年时间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经历。
继而，接替王光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职务的，是担任过九年时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张志军。
2013年，张志军接替了王毅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职务，王毅回到外交部出任部长兼部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与王毅同岁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张业遂，接替了王志军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的职务。张业遂当然也是职业外交官出身，除了外交部副部长，还曾长期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当年王毅被从外交部调到中央台办的消息传出后，外界一度还有过这是在给张业遂腾地方的议论。
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因为所谓“三上四不上”和“三上四下”（即六十三和六十四）的年龄限制 ，1953年及之前出生的上届中央委员，一般情况下都不再安排连任，除非在任或者已经被内定新任副国级以上职务的。于是，已经被内定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王毅连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时年六十四岁的张业遂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但同时还是以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身份，继续兼任外交部党委书记职务，直到2019年年满六十五岁时才离开外交部，专司人大常委会职务。
而2019年初被安排接替张业遂外交部党委书记的，居然是外事和外交“白丁”，在中共政权内的全部从政经历也只有“组织工作”一个单项的时任中组部副部长齐玉，一时间被外界媒体揶揄为“习近平安插‘老外’进外交部”。当然，这里说的“老外”的“外”字，不是“外交”或者“外事”的“外”，更不是“外国人”的“外”，而是“外行”或者“门外汉”的“外”。
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常态。但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所谓干部“四化”中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决定了即使是中共港澳办、国台办这样的单位，一般也都要安排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干部掌管，更何况是外交部。
我们前面列举出了中共政权自江泽民时代开始，在外交部常行所谓“双首长”制至今，齐玉之前的历任部党委书记不但都是资历甚深的职业外交官，而且同时也都是以外交部副部长或者常务副部长身份兼任部党委书记。而习近平当然不太好意思把个齐玉同时也安排成外交部的副部长或者常务副部长。所以，这个齐玉也成了中共外交部历史上的首个专职党委书记。
与此同时，因为王毅已经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外交部长，所以他这个部长也不再兼任部党委副书记了。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在其《中国外交部人事变动：欲破用人弊端》一文中，把习近平 这一“打破了惯例”的奇怪人事安排，理解为“这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外交部多年来在人事问题上的弊病”。得出此说的依据是：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巡视组向中国外交部党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曾提出“基层党组织生活不规范”，“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存在违规提拔、违规兼职”等问题。具体来说，中国外交官大多是外语专业出身，比如杨洁篪、王毅等，他们都有外语专业背景，是译而优则仕。这样的外交官的确具备比较高的语言专业能力，但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当下，职业外交官不仅仅需要过硬的语言能力，也要懂国际政治和经济等。中国外交部如何突破以往的用人惯例、培养出更多复合型的职业外交官，是北京需要考虑的问题。
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主要介绍和分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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