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中对抗大势已定，从现有迹象来看，华尔街和美国商界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开始式微，他们或必须做出选择。图为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宋昇桦／大纪元）
在美中对抗中，华尔街和美国商界一向是美国的一个软肋，成为中共在美国的一个传声筒和筹款机，不过由于美中对抗大势已定，从现有迹象来看，华尔街和美国商界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开始式微，他们或必须做出选择。
华尔街为中共输血 充当中共说客
2月初，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向美国商界领袖和前政府官员喊话，要求他们游说拜登政府，改变前总统川普对华强硬政策，要求“搁置分歧、扩大共同利益”。
杨洁篪的喊话渊源有自，长期以来，纽约华尔街的主要投行和美国商界，扮演着为中共在海外融资和替中共当说客的关键角色。
根据摩根士丹利网站介绍，摩根士丹利深耕中国25年，为中国客户在全球股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总额，超过3200亿美元。根据高盛的证券文件，到2020年底，高盛已经向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了175亿美元的融资，几乎是两年前的两倍。
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也显示，美国投资者持有约1.1万亿美元的股票和约1000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发行的债券。
就中共而言，与华尔街合作是一件“能赢两次”的事情，既可以培养出海外替自己说话的“拥抱熊猫派”，同时获得外国的专业知识和融资。
这些也足可以说明，尽管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但中共却愿意让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经营，而高盛等华尔街投行也即将实现几十年来的梦想，成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合资企业100%所有权的外资银行。
奥巴马政府前中国问题专家瑞安‧哈斯（Ryan Hass）表示，中国（中共）过去一直试图利用华尔街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ballast），“中国人（中共）的自信让人出乎意外，他们觉得他们能够争取到金融和商界领袖的支持，来推动拜登政府向他们喜欢的方向发展。”
海曼资本管理对冲基金创始人凯尔‧巴斯（Kyle Bass）曾对大纪元表示，“当你来到华府，你会遇到政府中各种各样的权力实体，推进无论是立法或者某些人希望的行政改革，多数时候主要反对者就是华尔街，因为想想看，他们都在追逐一件事。”
华尔街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开始式微
美国曾将对华商业贸易的全球政策，作为打开中国自由与民主的一扇大门，但现在他们发现中共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敌对。随着美中对抗大势已成定局，华尔街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开始式微。
在川普政府的最后期间，美国制裁了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中共官员，声明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禁止从新疆省进口棉花，禁止美国投资中共军方相关企业。
尽管拜登政府不愿意和中共打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但在这些价值观、技术和贸易问题上，并没有像中共预想的那样软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仅认同了蓬佩奥中共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声明，还制裁了另外两名新疆官员。3月16日，布林肯再制裁24名损害香港自治权的中港官员。
参议员汤姆‧科顿那份美中经济定向脱钩的报告“击溃中国（中共）”，以及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以中国（中共）为竞争对手的最终报告，都是两党合作共同推出的。
3月2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表声明，规定已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将面临退市风险。还需说明董事会中是否有中共党员、共产党党章是否写入公司章程等。声明推出后，在美股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中概股应声大跌，这简直是砸了华尔街的饭碗。
《华盛顿邮报》3月23日发表一篇题为“华尔街进军中国与拜登强硬立场越来越不一致”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月份在介绍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时，特别提到了高盛的名字，但沙利文并没有表扬高盛，而是说，“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让高盛在中国获得市场准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能够处理中国（中共）的贸易滥用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美国的工人。”
回到杨洁篪向美国商界领袖喊话的问题，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在《华尔街日报》刊文分析说，虽然拜登对华策略与川普有所不同，但过去几年里两党在中国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因此，北京将其影响活动的重点，放在美国商界上，“北京知道，它影响华盛顿的努力越来越徒劳无功。”
《华盛顿邮报》也提出类似的说法，“在这个民粹主义时代，银行和企业在塑造美国贸易政策方面，不再扮演传统角色。”“相对于前几届政府，中国（中共）对拜登的影响力会有所减弱。”
美中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 美企如何选择
博明分析说，美国商人希望建立简单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一直拒绝将美中关系视为意识形态之争。但两国领导人各自的战略则很明确：美中意识形态层面竞争不可避免，甚至是核心。
博明说，北京的信息明确无误，如果你们想在中国做生意，你必须做出选择，必须牺牲美国的价值观，无视中国境内的种族屠杀，无视北京违背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等等。
去年习近平在《求实》上发表的讲话中，他说中国“必须加强国际生产链对中国的依赖”，目的是“形成强大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在封藏6年才公布的2013年1月5日讲话中，习近平说，“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
拜登的《国家安全临时战略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将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不会牺牲美国的价值观。”
博明建议，美企应该正视过去几年形势的变化，并承认现实已无法改变，很难同时取悦华府和北京，脚跨两条船，就会有风险。
博明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的每一项政策、法案、合作项目中，都要考虑增加美国在这场竞争中的集体筹码，不能将筹码拱手让给北京的敌对独裁政权。
博明说，“北京有一个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是美国企业领袖、董事会和投资者，必须决定他们想帮助哪一方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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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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